新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1)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模仿苏联电影管理体制，建立了一套从管理到生产经营的完整的新中国电影产业体系。1953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制定了电影管理计划。其中，工作室实行行政强制管理，建立了制作工作制度、制作导演制度和制作规章制度。发行方面，中国电影管理公司改组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地区公司组建为省市发行机构，发行放映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电影局设立了电影放映管理处，各省、市、自治区文化管理部门也设立了相应的各级机构。一级政府设有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放映工作的统一管理。这套设施的建立是以行政机制及其功能目标为基础，以市场效应和市场运作为辅助手段，形成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垂直管理的电影发行体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步完善的电影产业结构体系，是按照其独特的规律运行的。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发生的几次动乱之外，过去30年来，它的基本结构和内部经济关系没有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来维持其建设、生产和流通。在电影制作方面，制片厂根据上级对数量和题材的严格规划，接受电影拍摄任务。在发行方面，中国电影公司作为全国发行和放映的总经销商，负责购买电影，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等级的发行和放映公司，通过业务和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将拷贝分发给各省、市、县的放映单位。(2)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电影业在80年代初开始了几次改革浪潮。1979年《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制度的请示》调整了发行收入份额，增加了发行放映的生产资金。1980年，文化部还以1588号文件的形式规定，中国电影公司将根据印刷发行的数量以一定的单价与制片厂结算，从而增加制片厂的产量和利润。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设立中国电影公司的体制改革方案。一九八五年一月，电影局在广州召开电影制度改革座谈会，提出精简行政、下放权力、政企分开、扩大电影及发展行业自主权的精神。同年，为了缓解电影收入下降的趋势，同意在一些地区浮动一些电影的票价。35年后(20世纪50年代，价格体系维持在0.20元至0.35元之间)，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电影价格体系终于出现初步松动。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视频产业、歌厅和综合文化娱乐业开始蓬勃发展，电视越来越受欢迎，导致电影观众明显分流。仅在1984年，电影观众的数量就减少了52亿。在市场的压力下，电影制作正迅速转向娱乐型。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转到广播电影电视部。合并的初衷是加强对影视的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然而，在电影局并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之后，地方电影单位，特别是省、市和县级发行公司，仍然由地方文化部门领导和管理。结果，形成了“大起大落”的现象，给整个电影业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发行公司亏损，许多放映单位在其他行业经营，这反过来影响了电影制作公司的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况，1987年提出了五种结算方式，即代理分配、一次性销售和比例分配。然而，在1989年，他们很快倒退，并顽固地靠抄袭来解决问题。(3)20世纪90年代至90年代的电影改革，以1993年1月《广播电视第三号文件》为标志，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此后，在4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的统购统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产生了生产、发行和放映之间不合理的经济分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电影公司的国家垄断被打破。然而，问题接踵而至，省级公司在本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分销和分销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在“江苏突破”和“山东突破”将电影直接分发给地方和市级公司之后，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公司和省级公司之间的电影发行矛盾更加突出。1994年8月1日，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产业机制改革的通知》(1994年第34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定》的精神，该文件规定，电影(版权)发行权人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个省市(除11个老、幼、边、穷省市)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电影。这一指导思想使电影行业的所有企业获得了经营自主权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多代理市场的形成。1995年1月，随着当时的广播电视部颁布《故事片制作管理改革条例》(广发子婴[1995年第001号)，电影行业几十年来的规划和管理模式改革终于迈出了一小步，但意义重大。根据这份文件，最初的16个电影公司不再是唯一有权在全国范围内制作故事片的公司。大量未被认可的省级电影公司最终赢得了自己的电影制作权。很快，一方面，在该省建厂的热情很快被激发起来。山东工厂、浙江工厂、山西工厂等。曾拍过《孔繁森》、《信访办主任》、《刘胡兰》等重要影片。然而，由于缺乏其他配套设施，生产行业尚未真正恢复。由于市场上电影节目严重短缺，改革必须向前迈出一步。1997年，生产(生产权)进一步自由化。无论是“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甚至是“以补贴和投资形式的个人”，他们都可以“参与电影的制作”。1995年的改革只打破了原有16家制片厂的垄断，而1997年的改革则彻底废除了国有制片厂的垄断保护权。改革计划很快得以实施，北京的紫禁城率先获得了改革的好处。凭借《离开雷锋的日子》走红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获得了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的决定性极高奖项——电影制片人制作电影的权利。也是在1997年，发行单个芯片的权利开始被释放。“鸦片战争”由民间集资经营，并由此成立了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这一举动在电影业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发行中，电影局首次授予无权单独制作电影的公司单独发行电影的权利，其政策与E电影厂发行电影时的政策相同。同年，位于深圳的南国电影联合会(Nanguo Film Federation)开始了第一步，争取放映业发行单部电影的权利。1997年10月，这家以放映为基础的股份公司通过代理购买了合拍电影《联合罢工》的国内版权。从2002年开始，以新《电影管理条例》的颁布为总标志，中国电影产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电影产业的初步自由化，一些私人组织也具备了制作独立电影的条件。这进一步鼓励私人资本注入电影制作业，从而给电影制作业带来新鲜血液。过去，私营机构制作电影相对困难，因为他们缺乏“资质”，所以他们不得不与电影制片厂合作并使用他们的标识。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北大华谊、仲博时报、海润等民营影视制作机构发展迅速。他们以其独特的思想和方法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由于政策的限制，他们只能作为“游击队”存在于影视行业。然而，这一改革意味着私人组织不需要购买更多的工厂标签，可以独立投资电影制作。这一举措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的要求——这次形成的电影生产模式打破了旧的国有生产组织统治全国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尽管目前多元化差距仍然很大)，并将更具竞争力，因为它们将在市场规律下处于同等地位，优势将被消除。发行放映业的机制改革也很激烈，主要体现在“院线制”的推广上。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紧张运作，23个省(市)的30条医院专线于2002年6月1日正式开通。其中，11条是跨省医院线，19条是省内医院线。同时，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八个省(市)率先建立了两条医院线，江苏和浙江分别建立了三条医院线。电影系统的生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显现出来了。7月中旬上映的分帐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只用了10天，30家电影院的票房就超过了2000万元。电影系统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上海联合影院成立之初，票房成绩一个接一个创造出来，远远超过了影院系统之前的票房指标。自从北京新电影联盟院线成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多好消息，市场趋势很强。重庆万和院线下属的6家影院在6月份经历了严重的市场下滑后，票房有所回升。电影系统最大的直接受益者是大量的电影观众。电影公司显然加快了分帐电影的引进。《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发行。加入温州雁荡山电影院的一家县电影院已经能够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电影院同时发行分帐电影，这使得小城镇的观众在影院系统实施之前根本不可能享受分帐电影。应该说，电影制度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远意义在于彻底改变电影市场的环境，使中国电影市场打破行政分割和封闭的状态，在国内区域之间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扩大电影市场的规模，促进电影资源的流动，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电影市场机制。但是，由于推进医院体制的行政措施太多，建立的市场化因素太弱，建立的时间太短，目前医院的实力、规模和运行机制都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还不够正式。因此，目前建立的医院制度还只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已经结束了过去的四级问题。至于医院系统的发展壮大，任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电影院在电影系统中应该享有的自主权，如完全的电影选择权，以及以电影院为主体、发行公司为辅助的定价策略，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重组后的电影院仍处于国营状态，一个在市场上，另一个在低级运营阶段。与此同时，对进口电影发行的垄断逐渐被打破。虽然进口电影仍由国家统一进口，但进口电影的电影供应机制已经调整，将电影的进口和分销分开。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把美国电影《浩劫中的哭泣》的转播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控股的公司。这是集团公司首次将其电影发行权转让给外资非大陆公司，这对中国电影发行行业意义重大。与此同时，经过两年的酝酿和准备，2003年6月19日，中国电影集团原进口电影发行公司之外的另一家股份制进口电影发行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成立。华夏电影发行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元。共有19家企业和机构共同投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作为最大股东，持有20%的股份。中国电影集团和上海电影集团各占11%，长春电影集团占10%，其余是对国内电影体系有影响的制片厂和电影公司。这对进口电影发行市场多元化主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公司内部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公司效率和良好监督机制的形成。在农村地区，随着改革的深入，分配和筛选问题日益公开。农村最基本的筛查单位或个人已经获得了自己的权利。首先，1993年第3号文件规定了县级公司在农村地区购买16毫米拷贝的权利，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通过更新观念和改变机制，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成为16毫米的商业实体。此后，1995年8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关于改进16毫米电影在农村地区发行和放映的通知》(第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宽了在农村地区经营16毫米拷贝的权利，强调任何一流的公司、集体和个人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16毫米拷贝都包含国家放映权。这种新的运行机制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调动了农村电影放映队的积极性，使所有农村电影经营者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淘汰劣势，活跃市场。同时，要打破市场的人为壁垒，放开地域限制，让16毫米拷贝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该文件还明确要求今后每年定期举办一次16毫米电影的全国博览会。同年11月，全国16毫米电影博览会在郑州举行。在为期4天的交易会上，售出了近400部16毫米的电影，3500多份现货和期货，成交额超过400万元。这次博览会受到基层单位的欢迎，但在实施474号文件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冲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农村放映队购买电影，并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此后，“2331”工程和“西部新工程”在农村电影放映中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